经典作家一生著作浩瀚，但时代未能允许他们的著作大量出版和传播，储存条件也制约了其保存。马克思恩格斯生前就有许多材料是保存在友人和同志那里的，到20世纪初， 马克思恩格斯依然有大量手稿未能问世，被封存在柏林德国社民党档案馆中；这些文献历经波折，在多次辗转中散失严重。德国法西斯上台执政后，手稿迁至丹麦，放在哥本哈根的丹麦工人银行的保险柜里，后被一家荷兰银行以 7. 2 万荷兰盾的价格永久收购。
如何整理这些宝贵文献并将它们公诸于世，如何以完整的历史批判性版本树立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工作和活动的宝贵纪念物，奠定全面研究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和实践的基础，成为一个关乎马克思主义历史事业推进的重大课题。
十月革命后，俄共（布）立即成立国家级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研究院的任务就是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所有文献遗产都汇集到莫斯科，在此基础上筹备出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他们采用购买原件、购买影印件等方式进行收集，并在此基础上筹备世界第一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全集。苏联作为第一个标明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艰苦环境下长期以来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社会主义运动文献的保存、整理、出版和传播做出首屈一指的贡献。文献是思想、理论的物质载体，文献工作对于继承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意义重大。我们整理了以下资料，以俄文马恩全集第一版为例，简要回顾了苏联在这方面曾作出的工作。
十月革命前的马恩文献情况
编辑和出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在这两位思想家在世的时候就已经提上日程，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50年代初，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成员海尔曼·贝克尔建议马克思以文集的形式出版马克思于19世纪40年代撰写的一些著述，马克思欣然接受。当时计划出版马克思文集共两卷10分册。1851年4月底，刊有《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等文章的第1卷第1分册印刷装订完成。5月3日，马克思就得到了样书，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我写的玩意儿的一个分册已寄来。”但不久，贝克尔不幸被捕，出版文集的计划就此流产。
马克思去世后， 恩格斯对其留下的档案进行了系统整理，按专题和时间顺序对马克思的手稿、书信、 提纲、 笔记和其他遗物进行了分类整理， 给马克思的很多笔记本注上了标题， 列了内容目录。恩格斯在给友人写信时曾多次提到， 马克思留下的诸多材料有助于《资本论》 第 2 卷和第 3 卷的出版、 编修共产主义者同盟史和国际工人协会史以及写作马克思的传记。
结集出版马克思著作在19世纪80年代就被后人提上议事程。1883年3月底，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普列汉诺夫和查苏利奇在为召开哥本哈根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的贺信中建议，为出版马克思全集通俗版筹集资金；1884年4月27日，鲁道夫·迈耶尔建议恩格斯出版马克思全集；1885年5月，苏黎世《社会民主党人报》负责人海·施留特尔编辑《社会民主党丛书》时，计划出版一卷《马克思短篇著作和文章集》，并请求恩格斯的同意和帮助；1891-1892年，保·辛格尔和理·费舍计划由社会民主党在柏林的出版社出版马克思短篇著作集，也曾向恩格斯咨询过；1892年8月25日和9月22日，维·阿德勒在致恩格斯的信中表达了出版马克思全集的愿望；1894年1月27日，《前进报》出版社负责人理·费舍建议恩格斯，大规模分册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集。
此时的恩格斯虽然正呕心沥血地整理编辑马克思的《资本论》，但他始终将出版马克思全集的工作视为己任。他认为，其他人最好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马克思各个短篇著作。“我乐于同意把马克思的一些个别的、现在不加任何附注和解释就可以看懂的作品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而且只同意这些作品不加任何附注和解释简单地重新发表。……如果你们不老是缠住我不放，给我留点时间完成第三卷，我自己是能够在这方面做一些正经事的。”“我曾经允许党以单行本出版马克思一些篇幅不大的著作，不加注释和导言。超过这个限度，我就不能同意了。出版全集是我今后的义务，我不能允许事先这样一部分一部分地从我手里把它夺走。”待到恩格斯结束《资本论》第3卷的整理工作，开始着手筹备马克思全集时，已经没有更多的时间了。1895年4月15日，恩格斯在给理查·费舍的信中写道：“我有一个计划——把马克思和我的小文章以全集形式重新献给读者，并且不是陆续分册出版，而是一下子出齐若干卷。”但是，他还没来得及实现这个设想就赍志辞世了。
恩格斯去世后，根据他的遗嘱，其所有档案被分成了三部分: 马克思的小女儿爱琳娜得到了马克思的所有手稿和信件; 恩格斯的手稿和信件( 包括与马克思的通信) 交给了以倍倍尔和伯恩施坦为代表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 恩格斯的家信和一些亲友的来信则都交回给了写信人。此外，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在世时， 很多材料就已经在他们的朋友和同志手里。很多著作的手稿留在了他们投过稿的出版社、 报社和杂志社。当时对遗产整理工作做了分工：考茨基负责编辑有关剩余价值理论的手稿；伯恩施坦和倍倍尔负责编辑马克思恩格斯的书信；梅林负责出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1)。1902年，由迪茨出版社出版了梅林编辑的四卷集《卡·马克思、弗·恩格斯和斐·拉萨尔的著作遗产》；1905—1910年，考茨基编辑出版了三册本的《剩余价值理论》；1913年，伯恩施坦与倍倍尔出版了四卷本的《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但是，由于马克思恩格斯许多文章散落于四处，甚至不为人所知，因此，他们对遗著的整理并不全面；再加上一些人为因素，他们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和书信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隐匿和删改，因此缺乏长久的学术价值。
1910年12月30日，鲁道夫·希法亭、麦克斯·阿德勒、奥托·鲍威尔、阿道夫·布劳恩、达·梁赞诺夫和卡尔·伦纳在维也纳举行了一次“马克思主义者会议”。会议的目的就是讨论阿道夫·布劳恩提出的计划，即“为开始重新出版马克思的著作，要么采取世界性的行动，要么至少要让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采取行动”。因为随着1913年即马克思逝世30周年临近，马克思著作的版权保护即将失效。到那时，任何人都可能为自己的目的出版这一巨大的思想宝库。“马克思主义者会议”的结果是，由梁赞诺夫执笔，起草了一份出版马克思著作的“维也纳出版计划”。1911年1月1日，他们向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提交了“计划”，并建议成立一个由倍倍尔、库诺夫、狄茨、希法亭、考茨基、梅林和梁赞诺夫等人组成的委员会，目的有两个，一是筹备、编辑和出版一部马克思全集，这部全集应当符合各项学术要求，包括收文尽量完整、经过系统编辑、对马克思著作的各份手稿和刊印稿进行比较、附有内容丰富的序言和索引。二是发表一部马克思传记，并尽可能将这部传记收入全集。“计划”还建议，能否根据恩格斯当初的想法，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合在一起编辑出版，因为他们两人在个人友谊、思想历程、社会主义运动等方面都有着紧密联系。倡议者们主张，这个计划必须迅速筹划。令人遗憾的是，由于缺乏必要的人力和财力，这一计划未能得到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的重视。
必须说明的是，由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及未发表的手稿浩瀚博大，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能够完成的事情，必须有强有力的组织支撑，有庞大的、训练有素的专业团队长期坚持不懈地投入其中。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这项巨制的系统编排成为现实。
一项国际主义的工程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终于有舞台完成其始终强调的国际主义任务，即采取一切措施普及国内外已经发表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并将他们尚未发表的遗著发掘出来。只有完成这项工作，才能更好地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
1921年，在马克思主义博物馆的基础上成立了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Институт К. Маркса и Ф. Энгельса），列宁挑选了“视野广泛、有丰富学识、极好地掌握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文献遗产”，并一直从事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编辑出版活动的达维德·梁赞诺夫担任研究院首任院长，作为实施这项工程的最佳领导者。
1924年5月，俄共（布）在苏联最沉痛的时刻——列宁逝世之际召开了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在这次会议上，有一系列亟待解决的严峻而复杂的问题等待着代表们商讨。其中，如何处理马克思恩格斯理论遗产的问题仍是俄共（布）代表关注的重点。根据梁赞诺夫关于发现马克思恩格斯遗著新材料的报告，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出版《全集》的专门决议：“代表大会委托中央委员会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协商，采取一切办法来尽快地出版俄文版和其他文字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7月11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СНК）赋予研究院特殊的权力，即收集、保存和出版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献遗产，并且“认定位于莫斯科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是苏联境内唯一的，与马克思恩格斯活动及其著作出版有直接关系的全部原始资料的国家保存者，研究院有权从苏联联盟国的所有国家机构中没收上述原始资料”。
该研究院先后编辑完成两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成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中文版、朝鲜文版、罗马尼亚文版等文种所依据的版本；先后两次开启马克思恩格斯文本历史考证版（MEGA）的编纂工作；其机关刊物《马克思恩格斯文库》（同时用俄文和德文出版）和《马克思主义年鉴》出版了大量马克思恩格斯生前未发表的文本；培育了众多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研究专家，围绕马克思恩格斯的重要著作、手稿、笔记展开了缜密研究，相关研究居于国际领先水平。1931年，该研究院同1923年组建的列宁研究院合并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Институт Маркса-Энгельса-Ленина），不久又获得众所周知的名称“苏共中央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研究院”（Институт марксизма-ленинизма при ЦК КПСС）。
梁赞诺夫与资料收集
研究院成立之初， 仅仅拥有马克思写给阿·卢格的 8 封书信原件。在整个国家面临饥荒、 满目疮痍的艰难时期， 梁赞诺夫完成了看起来似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他不仅得到了政府授予的广泛权限，还得到大笔资金用于收购文献资料和图书。
首任院长达维德·梁赞诺夫当时“已经磨炼出独特的工作方法，特别是闻名遐迩的、后来几乎带有传奇色彩的收藏图书和管理图书的激情”，不愧为“收集资料的能手”。他与同事多次到欧洲收集并得到1/3的马克思手稿原件，影印了最全面的马克思文本复制件，得到马克思恩格斯诸多重要文本的出版权，对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手稿、笔记及其相关文献，“每一份档案、每一个书信原件或每一个拷贝，都不是一束束、一捆捆，而是逐个单独处理的。”
正像波克罗夫斯基( М. Н. Покровский) 所说的那样: “欧洲市场向梁赞诺夫敞开了大门， 他是欧洲市场上出现的首批买家之一， 几乎比所有人都要早。我们在国外连一台机器都没买之前， 很多价值连城的手稿和珍贵版本就已经坐上英国驱逐舰漂洋过海来到了我国。”
梁赞诺夫在文献资料和图书收集方面表现出了非凡的毅力和敏锐性。他本人与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层私交甚笃，他侨居德国期间曾经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工作过，十分熟悉这些档案，他所具备的这些条件对于帮助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充实马克思主义史料来说可谓得天独厚。1924 年， 梁赞诺夫与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签订了向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提供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中的手稿和书信影印件的协议。梁赞诺夫从德国运回了 7000 张马克思未发表过的经济学手稿影印件。1924—1928年间，马克思恩格斯及其战友们的所有文献资料第一次得到系统编目和整理。
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从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获得了大部分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和荣克 － 贝克尔、 赫斯、 莫特勒、 左尔格等其他人的很多文献资料。除了影印件之外，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还得到了马克思、恩格斯、 乌托邦社会主义者以及巴黎公社和欧洲各国工人运动领导者的很多手稿原件。为了加强这一工作，梁赞诺夫在欧洲各国为研究院建立了一个通讯员网络。通讯员们的职责就是为研究院的档案馆充实有关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史的原始文献。这些通讯员和很多机构、 书店、 文物商和收藏家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如果无法购得原件，就想办法购买影印件。担任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驻法国通讯员的先后有鲍里斯·苏瓦林、列昂伯恩施坦和亚历克斯·吉恩， 德国的通讯员是鲍里斯·尼古拉耶夫斯基， 英国的通迅员是哈里·斯蒂文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献影印工作的重大意义逐渐彰显出来，因为后来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里的部分马克思手稿原件被盗走， 或者在档案馆多次搬迁过程中被遗失。
与此同时，1922—1923年由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第一次开始计划筹备出版32卷本俄文版全集。但随着1923年夏秋梁赞诺夫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档案馆里发现了包括《德意志意识形态》《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等在内的许多新的马克思恩格斯手稿，它们的发现使得研究院必须在完全掌握这些文献内容的基础上再着手准备《全集》。在1923—1924年出版了四卷《全集》之后，研究院不得不暂时延迟了出版工作。
在艰难的辨别工作的过程中，梁赞诺夫意识到，对这些资料进行烦琐的整理和识别，仅仅是为了将它们翻译成俄文，这显然是不合适的。因此，他修改了出版计划和编辑方针，决定在筹备出版《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的同时，出版《全集》俄文版。出版工作延缓的另一个原因是，1926年夏，研究院已经做好了文字上的准备，但是，出现了技术性的问题——缺少优质的纸张和铅排字，因此，出版计划不得不改变。
筹备第一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在研究院领导和驻西欧各国学术通讯员的共同努力下，到 1930 年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档案馆已成为欧洲最大的档案馆之一， 在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献收藏方面首屈一指。这时档案馆已拥有 1. 5 万份原件和 17. 5 万份影印件。文献资料分为德语国家、 拉丁语国家、 斯拉夫语国家、 马克思恩格斯和第一国际史五个部分。马克思和恩格斯文献共有 4316 个卷宗， 其中包括 437 份原件和 5. 5 万张影印件。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俄文第 1版和第 2 版以及 MEGA1 就是在这些材料基础上整理出版的。
再次启动首部《全集》的编纂和出版工作是在1928年，并于1947年出版完成。从1928年俄文1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问世时起，几乎每年都会出版几卷。
1931年，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与列宁研究院合并后，《全集》出版的速度明显加快。当年研究院就出版了第14卷和第15卷。从1934年起，研究院开始出版马克思恩格斯与他们的朋友、战友和其他人的一些通信的卷次。
《全集》俄文1版共用了19年的时间出版，这远远落后于当时规定的期限，当时计划用3年的时间出齐全部卷次，但实际上，在前三年里只出版了11卷。
《全集》俄文1版共收入马克思恩格斯著作1247部（篇）；其中约有460部（篇）的著作不被人所知。在460部（篇）著作中，有约30部（篇）属于无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还是逝世后都不曾发表过的手稿；约430部（篇）属于作者生前发表过，但在《全集》俄文1版出版前不被人所知的。这些论著以没有署名或署其他人名字的形式发表在当时各种机关刊物和共产国际的文献中。此外，俄文1版还收录了首次翻译成俄文的马克思恩格斯论著约180部（篇）。《全集》俄文1版共收入马克思恩格斯书信3298封；其中马克思恩格斯写给其他人的信有1729封，在这1729封信中，有596封信是首次发表的。有145封信此前曾缩略发表或发表过片断，而在这里第一次以完整的形式发表。
历史意义
《全集》俄文1版的问世，不仅是编辑和出版马克思恩格斯毕生著作的成功尝试，而且为20世纪中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提供了最主要的版本。《全集》俄文1版的重要历史意义在于：
第一，倾举国之力，在世界范围内首次成功出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全集。出版《全集》决非个人能力所及，将其作为国家大事、党内行为，集中大量资源，有益于将这项鸿篇巨制系统编排出版。《全集》首次成功尝试是一个创举，它扩大了人类的认识范围，开辟了新的知识领域。更为重要的是，“它把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和书信收集在一起，其中许多是珍本。这样为深入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学说的起源、它的形成和发展的各个阶段，使马克思主义成为国际工人运动的唯一思想武器首次创造了条件。”
第二，马克思恩格斯的许多著作和书信的首次发表，参考资料的初次编写都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全集》俄文1版的重要价值在于，“全集中有450多篇著作和779封书信是第一次发表的。这些新发表的著作大部分（420多篇）是研究院工作人员在仔细查阅19世纪各种期刊的过程中发现的。他们查阅了马克思恩格斯发表或可能发表过文章的数十种报刊、杂志和百科全书。结果在马克思于1848—1849年主编的《新莱茵报》中发现了129篇文章，从美国《纽约每日论坛报》发现了180多篇文章，从维也纳《新闻报》发现了41篇文章，从《新美国百科全书》中发现了20多篇文章，还从19世纪40年代德国、法国和英国各种杂志上发现15篇文章。同时，读者还可首次读到前所未知的马克思创始人的手稿”。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很多有关书信的新材料，“除首次发表的信件外，还有马克思恩格斯彼此往来的信件183封和将近600封给第三者的信件，这些信件都为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工人运动的研究者，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记作者提供了新的最珍贵的材料。各卷书信之所以如此珍贵，还因为其中第一次无遗漏、无错误地发表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信件。这与早在1913年由伯恩施坦主编发表的马克思恩格斯的书信遗稿有显著的不同。”
此外，在梁赞诺夫和苏联马列主义研究院第二任院长阿多拉茨基的先后主持下，由编者们编写的各种说明、注释和资料汇总工作也具有一定的价值。例如，每卷开头的长篇编者前言或编者说明，介绍了当时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的历史背景、基本内容、主要理论贡献及历史地位。这些资料不仅反映出当时的研究水平，而且为读者提供了阅读的线索和思路。而每篇文章的简短脚注，卷末的人名索引、名目索引和其他索引等，都力图帮助读者解除阅读时遇到的具体困难。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在准备过程中积累起来的资料通俗易懂，对于加深领会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纲领和策略，对于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都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条件。
历史局限
第一，即使是已发表的重要著作也被遗漏了。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于1852年5—6月的《流亡中的大人物》（1930年曾由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第一次以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5卷）、恩格斯的《资本论》第1卷纲要、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
第二，对手稿的考证研究及译文工作做得不细致，以致出现错误。例如，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被误认为是《神圣家族》的准备材料；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在结构安排上出现错误。“有些正文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已有一些版本，但并未进行比较，有时选择原本不恰当，对术语重视不够，译文中存在严重错误。还必须指出，不同卷次的译文质量不平衡。某些著作，其中斯克沃尔佐夫-斯切潘诺夫校订的著作的译文则还需要极其认真地进行加工。”
第三，《全集》俄文1版收入了并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作品，这样的作品竟达26部（篇）之多。
第四，参考资料无论是质量还是体例都不符合出版科学共产主义经典作家著作的要求，既不符合供科学研究的版本要求，也不符合通俗版的要求。除了前几卷以外，后面一些卷次的说明非常简单。注释也完全不令人满意。此外，这一版还缺少必要的书目索引、地名索引和期刊索引，而名目索引也存在着严重的缺点。
第五，一些卷次脱离了以年代为顺序的原则，并且没有任何体系，违背了科学的编辑方法。例如，在第6、7、9、10卷和第11卷上册中的文章按照专题原则排序，而在第1、5卷和第11卷下册、第12卷下册中的文章则按照在同一刊物中发表的顺序原则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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